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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城市事工心路歷程,始於上世紀八零年代,中英就香港前境的談判。當時我的直覺是,香港回歸,中國將會對香港教會造成一定的影響,作為一個小堂會的牧者,我可以如何牧養會友,來面對這個轉變?這成了我主要的思考問題。由於問題涉及政權轉變將會帶來的影響,而個人的神學訓練,並沒有任何學科是針對這問題的,因此,我產生了繼續進修的念頭,期望能全面深入思考這個問題,以便作更有效的牧養,於是,我四出打聽可作什麼進修。

柏祺博士早於八十年代,己來港主領城市宣教研討會,筆者也曾參與。通過研討會,我開始接觸一些聖經的城市觀、城市生活的挑戰、城市化歷程帶來的轉變,包括政治經濟的課題、及教會可以如何回應等的議題。我覺得這種研讀,較接近當前牧養的需要,於是便朝這方向,來尋找神學院及課程。結果,我發現母校韋斯敏特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剛開始提供城市宣教教牧學博士課程,於是我開始了在職進修的艱辛歷程,歷時六年,終於完成課程。

在學期間,我嘗試學以致用。在堂會層面,我作了一個簡單的問卷調查,發現三份一現任堂委,決定移民海外,三份一在考慮中,於是,我設計了一個培育課程,讓教會領袖多了解城市神學,向先聖先賢學習,如何在逆境時回應上帝的使命。我同時亦開始教授領袖培育課程,讓年輕肢體,可以在領袖移民潮中,承接教會領導事工。隨後數年,教會果然每年有差不多有三份一新的堂委出現。

在香港教會層面,我開始參與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的研究組,與好些新市鎮的年輕同工,作了一個新市鎮佈道事工的研究,將研究發現,用在佈道事工上。我更對香港整體教會面對回歸的挑戰,有更大的負擔,開始參與第一次具規模的全港教會普查事工,結果,這演變成目前五年一次的教會普查。

九三年蒙堂會支持,我先以半職,後以全職,擔任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在董事會全力參與下主辦研討會,藉此了解回歸前後,教會將會面對的挑戰,以及可行的回應方案。九七回歸後,因教會需要,我返回總會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擔任總幹事。八年任內,我專注教務及學務,開始從城市宣教事工抽離。

零七年,我應倪貢明牧師及鄧達強牧師邀請,加入了剛於零六年成立的柏祺大學研究院(香港董事會,因柏祺大學研究院(香港),於香港提供城市宣教碩士及博士課程,我又再次投身城市宣教事工行列。加入了柏祺大學研究院(香港董事會半年,我被推選為董事會主席。零八年,我被推選為義務院長,開展了全新的事奉。零九年,我因母院伯特利神學院的需要,擔任了院長一職,蒙兩所學院董事會的體諒支持,我嘗試兼顧兩方面的事奉。

在柏祺大學研究院(香港的事奉,可算是辛苦經營。沒有基金或任可外國的支持,只有董事會董事的支持,柏祺大學研究院(香港),每年需籌募一半的營運費用及對國內學員的助學金。然而,上帝的恩典夠用,經濟還是可以應付的。柏祺大學研究院(香港沒有很多同工,由開始時全部是義工,至後來的三位全職同工及多位的義工,工作勉強可以應付。雖說辛苦經營,但不知不覺間,及至一二年,竟有三十多位同學畢業,在不同崗位中有美好參與,具體地落實、回應城市的需要。

一一年底,柏祺大學研究院面臨經濟壓力,需轉變營運模式,在柏祺大學研究院(香港董事會及伯特利神學院董事會同意下,我們在伯特利神學院,成立柏祺城市轉化中心,將柏祺大學研究院(香港的事工,轉入新成立的柏祺城市轉化中心。一二年五月,柏祺城市轉化中心成立,至今已有一年。在中心總監陳敏斯博士及實踐神學系主任汪善儀博士(兩位都是柏祺大學研究院二零一零年畢業生的帶領下,中心已穩定運作,有廿多位博士生正在就讀。感謝主。

在一年運作中,督導委員會(前柏祺大學研究院(香港董事會及同工,都對中心有不少期望。一是本土化的博士課程。中心除保持原有的世界級老師外,亦善用畢業生的事奉經驗,以本港及內地經驗出發(未來更會以亞洲經驗出發),提供回應城市呼聲的課程。二是加強「轉化」的原素。換言之,在個別人士回應以外,中心嘗試建立更緊密的網絡,作更全面的回應,以上帝的「平安」作目標,成為「轉化」的努力。因此,除課程外,中心亦有獨特的事工,與課程呼應,來達到這目標。三是繼續專注職場事工。除發展職場課程外,亦會建立網絡,更會推動堂會實踐。最後,是社企。社企碩士課程,本是柏祺原有課程,目前,我們正檢討這課程如何溶合在伯特利系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