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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不曾想過在BGU修讀教牧學博士課程。經歷了六年的學習生涯(2006-2012年),我終於完成學習,取得學位。對我而言,整個課程最吸引,是能跟這些國際級教授一起學習。有幸接觸柏祺博士(Dr. Ray Bakke)、赫傑遜博士(Dr. Richard Higginson)、史蒂文斯博士(Dr. Paul Stevens)、約翰史達偉博士(Dr. John Stahl-Wert)等。學習擴闊了我的視野,並刺激我不斷就所學的、所要做的,作檢視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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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入了解城市

據聯合國發表有關人口的報告,2014年全球有54%人口生活在城市,預計至2050年,多達66%人口會進入城市化。中國正在迅速的城市化當中,有54%人口,於城市生活及工作,而流動人口,則超過二億人。

柏祺博士提及「城市」一字,於舊約出現1090次,於新約則有160次,共1250次。亞伯拉罕與耶穌為城市代求,而耶路撒冷城市,有過千年歷史。聖經不少經文論及城市,表明神看重城市。以賽亞書65章描述新城市的遠景,值得我們再三思考,並具體應用於城市生活中。將來的新天新地,也是城市的描繪;人類的發展,乃是由伊甸花園至新耶路撒冷「花園城市」(garden city) 的進程。

教會領袖要對城市有更大的想像,不斷思考城市的定位與遠象。鄧達強牧師指出:國際化城市必須包容多國族裔(multi-ethnic)、又要便利流動人口(mobile)、且能兼顧城市內的邊緣社群(marginalized)。

 

更善用流動人口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估計,目前全球每年的流動人口,約有一億七千五百萬,而其中一半為流動就業人口。在跨國企業擴大投資和全球化貿易的帶動下,全球人口的跨國流動更爲頻繁。由於若干發達國家人口的自然增長緩慢,甚至出現負增長,老齡化現象,加上國家勞動人口成本上升,導致這些國家,要放寬對外來勞工的限制。

就以中國為例,按照《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3》顯示,2012年中國流動人口,數量達二億三千六百萬人,平均每六個人,就有一個是流動人口。流動人口平均年齡約為28歲,超過一半的勞動年齡流動人口,出生於1980年以後,平均收入為3,287.8人民幣。與上一代比較,新生代流動人口的外出年齡更年輕,更喜歡流進大城市,而流動方式,由個體勞動力流動,轉向家庭化遷移。

教育局資料顯示,2013年度本港八大院校,共有10,963名內地生,其中修讀學士學位有6,315人。自2008年以來,有超過28,000名內地本港畢業生,獲批留港就業。這趨勢正反映人口流動的轉變。

2013年人口數據顯示,本港流動居民的數字為221, 300人。外藉家庭傭工至2012年有312,000人,估計大約每十個家庭住户,便有一家有外傭。本港少數族裔至2011年有451,200人,約59%為印尼人與菲律賓人;印度人有28,600,巴勒斯坦人18,000,尼泊爾人16,500。

更彈性發揮使命

柏祺博士常提及,上帝國度大過教會,本港教會領袖要思考,無論是要得著城市,或轉化城市,我們必需建立「事工聯盟」,不能單打獨鬥。

教牧學教授安德遜(R.S. Anderson) 看教會作為使命群體的職事,使命的入手,不是受眾或事工內容,乃是回到三一神的使命。教會乃是上帝使命的載體,不同地方堂會,臨在到商場、住宅區、公屋等,這展示了上帝國度的臨在。

教會思考的城市使命,不能採用舊有與傳統思維。教會要重新看待「新阿尼西母」(腓利門書): 這可能是留港工作的內地生,可能是滯留本地的政治難民,可能是約滿而留港的外傭等。教會怎樣牧養這些漂流人士,讓「新阿尼西母」他朝有日能成為宣教的新力量?

全球走向城市化,基督教於多元化城市裡只是小眾,教會不能以「教堂是城市的地標」自豪,需要「走出去」,積極尋找新的服務機會。當本港教會越來越中產化,教會同樣需要「向下移動」(downward mobility),透過植堂與開拓新群體,才能得著低下階層、基層市民、新移民、服務業員工等。

柏祺博士於課堂上,重複講論城市宣教策略,沒有唯一的方法,不同處境,帶來多元化的宣教策略。城市既是人口聚集之所在,有貧與富、有有權勢的、有無權的、有土生土長的港人、有新近來港的南亞人士等,城市的宣教策略,必要多元化,所以不存在「唯一的」城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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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於「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事奉,至今,有14年歲月,我作過新事工的倡導,如領導、教練、使命教會等、作過「事工聯盟」,促成了「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維護家庭基金」,也曾與各間神學院、機構與堂會等,就不同事工,一起合作,更曾就城市議題,作出探討、研究與評論。教會需要不斷更新,而牧者與機構同工,也要與時並進,透過適切學習,應對城市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