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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天父,柏祺城市轉化中心成立五年了,現在進入第六年的日子。第六年將會是一個新的里程,可以從以下六方面來看:

第一,經過五年磨合期,中心終於肯定了努力的方向。柏祺城市轉化中心二零一二年五月一日成立。當時因美國柏祺大學研究院收縮事工,打算結束柏祺大學研究院香港分校,然而柏祺大學研究院香港分校的董事同工都覺得分校辦理的普世城市領導教牧學博士及轉化型領導學博士課程對香港及國內影響至大,停辦至為可惜,於是在美國柏祺大學研究院祝福下,香港分校與伯特利神學院達成協議,在伯特利神學院內,成立柏祺城市轉化中心,繼續辦理兩個博士課程,由伯特利神學院向「美國國際基督教大學院校協會」申請認證 (即柏祺大學研究院的學術認證) 及頒發學位,以及推動城市轉化事工。過去五年可以算是摸著石頭過河:伯特利神學院是歷史悠久及較為保守的神學院,而城市事工卻是較為嶄新配合城市化過程的福音事工,兩者南轅北轍,可幸兩者同時強調傳福音事工,伯特利神學院仍保持昔日伯特利佈道團的異象,而柏祺城市轉化中心則是嘗試以接近民眾需要的方式佈道。

第二,領袖承傳接近完成。第一代領袖柏祺博士雖於十年前退下柏祺大學研究院院長一職,但仍積極推動領袖培訓工作,過去五年都前來香港教學,並且帶同學遠赴中東 (聖地、埃及、土耳其)、菲律賓及印度等地學習,讓第二代、第三代領袖繼續從他身上學習。稍後年屆八十高齡的柏祺博士將會完全退下,讓第二代、第三代領袖繼承。第二代領袖亦行將退休,例如倪貢明博士及鄧達強博士屬柏祺博士的入室弟子,然而歲月催人,也將於不久退休。莫樹堅牧師及筆者雖不是柏祺博士的學生,但卻受到柏祺博士的感染,參與了城市事工,同樣也需要面對退休問題。筆者八零年代參與柏祺博士主領的城市宣教研討會,對應當時中英對香港前途的談判,深感香港教會需要在教會及社會轉變過程中,學習如何見證,結果翌年便前赴美國韋斯敏特神學院進修城市宣教教牧學課程。第一代及第二代雖然退休,然而上帝有豐富恩典及預備,第三代同工義工相繼出現。同工方面有柏祺大學研究院畢業生陳敏斯博士及數位同工義工接替了主要的工作,而執行委員會成員亦有新一代加入,繼續推動中心事工。

第三,在課程方面,兩個博士課程按目標每年合共取錄大約十位學生,而二零一四年開始有學生畢業。至今已同時開辦了碩士課程及延伸課程,以一條龍方式辦理:信徒以延伸課程入門,然後接駁碩士課程,最後以博士課程完結,期待在每一層面來深化城市事工培訓。此外,「城市心」亦越來越有水準,相信是本港唯一一份有關城市事工的期刊,專門探討各類型城市事工的理論、神學及實踐,期望未來可以有更充實的發展。至於事工方面,主要是聯繫畢業生及與好些機構合作,推動城市事工,例如與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合辦之基督教機構∕教會轉化式領導及管理課程、協辦香港的全球領袖高峰會 (Global Leadership Summit) 、推動城市起動日 (Movement Day) 及舉辦好些相關的研討會等等。過去五年十分蒙恩,相信未來可以經歷更大恩典。

第四,在學生方面,柏祺大學研究院香港分校畢業生,伯特利神學院柏祺城市轉化中心的畢業生及在校學生,都投入了城市宣教不同的事工服事。教會方面,畢業生擁抱城市視野,亦推動了不少事工,例如服事聽障群體、殘障群體、精神病康復者群體、職場群體及牧鄰事工等等,推動照顧不同需要的內部牧養事工等。福音機構方面,不少管理層的同工都在就讀或經已畢業,分別服事基層群體、露宿者,推動扶貧、演藝、音樂、監獄、男人、職場及青少年等事工。在港外方面,內地畢業生在省市領導方面、神學教育方面及社會服務方面亦有美好服事。目前亦開始有菲律賓及馬來西亞學生慕名前來就讀,盼望未來在各方面都可以鞏固及發展。

第五,在城市神學方面,可以在現有方向上進一步探討。在神學立場上,城市神學有三大取向[1]:第一是樂觀積極。這種心態與後千禧年觀相近。後千禧年觀認為藉著福音廣傳,世界將會改善,引進一段太平盛世的日子,即所謂千禧年,然後主會再來。這種心態是全方位的放在社會改善上,包括環保方面、全球經濟公義方面、世界和平方面、醫療衛生如愛滋方面、扶貧方面、自由民主方面、宗教對談而非對立方面、科技發展改善生活方面等等,因此城市事工會是全方位的參與;第二是悲觀消極。這種心態與前千禧年觀相近。前千禧年觀,尤其是時代論的前千禧年觀,認為罪惡將會一直蔓延,世界越來越黑暗,直到主再來,開始一段太平盛世的年代,即千禧年,之後撒旦被消滅,天國降臨。這種心態對社會改善不抱太大期望,因此對城市事工也不會太多投入,反而專注傳揚福音,期待得救人數滿足主再降臨;第三種是意識到困難重重,然而靠主恩典能力,可以積極樂觀。這是「已然未然」的天國觀:耶穌帶來的救恩將天國在地上展現,然而罪惡仍然在地上橫行,要到主再來時罪惡才全然消滅,因此在此階段,既有神的恩典,亦要面對罪惡。這種心態與無千禧年觀相近。無千禧年觀認為千禧年的概念是一個象徵性的比方,而非一個按字面解釋的一段一千年的時間,因此耶穌引進天國後,天國便在世上開展,福音影響亦發揮作用,也就是「轉化」的概念,縱然世界越來越點暗,但「轉化」過程仍然有效,直到主降臨時天國完全實現。

第六,在合一事奉上,仍需繼續努力。城市其中一個特色是網絡。城市中有不同的群體,每個群體都有其特色,組合了志同道合的群眾,因此若要影響城市,需要透過各方面力量的凝聚,方能產生影響及轉化社會。較早前網上有一篇文章「名牧時代終究過去了」[2]  廣泛流傳,其實在香港自滕近輝牧師等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教會領袖離世後,便進入了這個年代。一方面教會領袖不易取得眾教會及眾多領袖的認同,成為「名牧」,即眾人接納的領袖,另一方面新一代領袖紛紛出現,各自有一定的群眾基礎,然而不一定得到整體教會的認同。其實問題應該是「在廿一世紀教會需要怎樣的領袖」。答案是兩種層次的領袖都需要:一是不同群體的領袖;二是可以凝聚不同群體領袖的領袖。唯有這樣,合一事工方能出現,教會在社會的影響方能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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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筆者將城市神學與末世論千禧年觀對照。有關千禧年觀可參柯樓士編李經寰譯之《千禧年四觀》

[2] http://weproclaimhim.com/?p=7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