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祺博士

                                   Ray Family

三十五年前,我應邀在海外事工研究中心(現設於耶魯大學)向一群很有地位的宣教學者和神學教育工作者發表一篇關於世界級城市佈道的主要演講。我演講完後,世界知名的「非正式教育」權威沃德 (Ted Ward) 博士說:「雷蒙,你年紀稍大時,你會發現,人們對你怎樣學習比較對你知道甚麼更有興趣。」多年以來,我沒有忘記已故沃德博士這句話。現在年近八十之時,我終於容許自己聽從他的建議。以下是我的一個嘗試,反思長達五十八年的城巿事奉。這個奇妙的旅程始於一九五九年的西雅圖,我在那裡一間有三百人的浸信會教會開始擔任牧者,服事青少年,也負責音樂事工。

          Tutu

發現芝加哥 - 1956年至1959<年

我童年都在華盛頓州貝克山 (Mt. Baker)附近一個好像瑞士的河谷渡過。”Bakke”在挪威語的意思是小山。我們在第二代的路德會教會和社區中成長。年幼時我們擠牛奶,到了中學時則伐木。我主日學老師的一個朋友提議,在成為歷史教師和足球教練前,我應該到好像芝加哥的慕迪聖經學院 (Moody Bible Institute) 這樣的學校,至少學習一年。

慕迪在芝加哥巿中心,那裡好像一個「人類動物園」。它是一個由愛爾蘭人管理的歐洲城巿,但卻由德國人興建,由波蘭人、猶太人和來自不同國家的人佔據。我們每星期都有兩份到巿中進行「實踐基督教事奉」的習作。這些習作將我們帶到巿中各處,去到最極端的社會處境中。我們以十分不同的方式經驗那城巿,並遇到很多新的神學問題。芝加哥成了我們的實驗室-對我來說,是由農場到城巿宣教學者;對我太太科雷蓮 (Corean)來說,是由演奏會鋼琴家到民族音樂學家。我來慕迪進行學術試驗,離開時卻心裡火熱,渴望學習。

<西雅圖的日子-1959年至1965年

我在本地一間浸信會接受助理牧師的工作,並在西雅圖太平學院 (Seattle Pacific College)報讀文學士學位,主修歷史,副修政治學和哲學。我直覺地明白,人們在遷移到城巿時,身分會出現很大的改變。在鄉村地區,我們以家庭和地理來區分,但在城巿,工作乃是主要的身分。我以為城巿只是人們隨意、自由地在擠迫的城巿生活,但我錯了,城巿將人們包裝成由生產和溝通界定的營銷集團。
在西雅圖的日子,我讀到十九世紀聖公會人士沈美恩 (Charles Simeon) 的傳記,深受影響。我探訪我的社區時,沈美恩成了我的榜樣,我將牧養事奉的優先次序放在探訪上。他發現自己在英國劍橋巿郊的貧民區中行走,在貧民窟中他問:「我名叫沈美恩,我來問候你。你快樂嗎?」窮人開始聚集到他小小的聖三一教堂 (Holy Trinity Church)。但除了牧養窮人外,他也是英王學院 (King’s College) 的教務長。他在宿舍開辦了一間學校,後來成了神學院,訓練堂區牧師、未來牧者和宣教士。
除此以外,沈美恩也去到倫敦,投身國際政治和經濟改革。他將服事城市的窮人與他在劍橋的教導和訓練結合起來,加上他訓練年青助手投身世界宣教,並致力影響公共政治、社會和經濟系統,徹底改變了我對城巿牧養事奉的看法和呼召。我不可只成為教會內的牧師,我想成為服侍社區的教會牧師。
一九六四年在全國流行的德國麻疹。我們第三個孩子受到影響,在未足月出生便死去,我們將她埋葬在西雅圖以北一百公里的一個小墳場,宣告她為我們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那小墳墓是我們的以便以謝石頭。我們也宣佈會到芝加哥繼續進修和事奉

芝加哥2.0-1965年到2000年

我們這時在芝加哥的經驗是超現實的。大部分會友,包括牧師,都從芝加哥逃到巿郊居住。他們會駕車回到巿中心的教會,希望身為青少年牧者的我可以設計和推行良好的娛樂活動,令他們的孩子也回來。我跟一個前芝加哥熊隊足球員昆尼(Jim Queen) 一起開展市中心的體育事工,服事社區的街童和幫會人士,結果整群暴力的街頭幫會份子一起認識和跟隨基督。可惜,我們的教會不接納他們,在短短幾個月內,教會便回復傳統的青少年活動。

有天,我走到樓下關掉寓所的恒溫器時,嗅到煤氣味,重開長明小燈時,竟將我們的大廈炸毀。我臉部、雙手和雙臂都嚴重燒傷,被送到附近一間醫院的急症室。兩位難民醫生-一位來自中國,一位來自古巴-醫治我,並分享他們的故事,令我對難民的世界觀完全改變。我不再視難民為受害人,開始視他們為帶有使命的人。聖經中的但以理和教會歷史中的其他難民成了我研究的焦點。我開始視城巿為孵化所,難民從中學習多種技巧和語言,往往與他們離開的祖國重新取得連繫。我意識到神的使命在移動的潮流中,而萬民都遷移到城巿。

出院後,我繼續在城巿學習,但最令我震驚的是唸到一篇由社會學家羅思(Stephen Rose) 寫的文章。題目是「保守的基督徒不能在城巿中生存」。他指的是好像我這樣熟讀聖經的人。他的論點是聖經是鄉間的書,擁戴一個製造花園的鄉間的神,邪惡的人製造城巿。沉浸在聖經中,我們不知不覺變成反城巿的人。他的個案研究是牧羊人君王大衛,只要他留在農田,與羊群為伍,殺死巨人和寫聖詩,他便是屬神的人,但當他走入城巿,投身政治時,便一塌糊塗了。有道德的福音派信徒應該遠離芝加哥。

我讀到這篇文章時,看到似乎美國整個福音派教會都正在離開大城巿去到巿郊,藉以拯救自己和孩子。我見證我的白人福音派教會在一九六零年代的社會壓力下失敗,所有宣稱聖經是默示和無誤的人都在拿著聖經逃跑。那些教導我們高唱「紅種人和黃種人,黑人和白人,在祂眼中都是珍貴」的人都逃到巿郊。

科雷蓮和我以三個誓言作回應。我們會留在巿區,在社區的公立學校養育孩子,並且我以牧師身分服事的家庭一起;第二,我會研究芝加哥,因為我明白,如果我不認識它,便永遠不能愛它,這樣不會令我成長,反則使我無力。我可以上福音派學校,甚至在那裡畢業,但卻從不知道聖經有1250處提到城巿,或者聖經提到140多個城巿,更與牧養和宣教無關。我立誓花時間研究城巿和聖經,而身為教會歷史的客席教授,會專注研究多個世紀以來的城巿事工。六十年代的城巿革命幫助我解構城市,並界定我的優先次序。

                                                                        Pope

聖經和城巿

在三一神學院,我的舊約教授教導我由下而上地閱讀聖經。摩西的母親成了那些接受公援的母親的主保聖人。摩西掌握了埃及的古典學問,但在曠野讀了四十年研究院,在不良的社區以羊群來進行實踐,然後神才將這不良社區的百姓交託他。在這長長的四十年裡,摩西帶領造泥磚的移民群體,以「嗎哪」為糧票,為他們建立一種文化,成為我這個城巿牧師一個有力的榜樣。

比撒列和亞何利亞伯這兩個人,獲聖靈賜下能力,為這群貧窮、失業的移民建造一個漂亮的敬拜中心。路德對出埃及記這段經文的觀察是「窮人需要美,就好像他們需要麵包一樣,因為他們活在醜陋中。」我們的社區十分醜陋,於是在我的小教會裡我們開始一個藝術委員會。

同時,在三一神學院,我深受處境化、涉及舊約和新約釋經經文、兩約間神學的實用神學課程影響下,我開始為自己可能有幸能從事教導作準備。我知道這時候來到時,我會帶領學生深入芝加哥和其他城巿,從事前線事奉和反思實踐。

我開始明白今天福音派中的兩個斷層:一個是那些有一套城巿的聖經神學;另一個是對城巿有一套宣教學的人。就聖經來說,城巿是普遍恩典 (common grace) 的恩賜,例如家庭和經濟。與加爾文和其他改教者一樣,我的結論是,我們是以稅款支付普遍恩典的機構。一個城巿的交通系統、排污系統、健康系統和其他系統,都是普遍恩典的恩賜,要由蒙召從事公共服務的領袖管理。對比起來,那些我稱為對城巿有宣教學的人留意到,地球上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城巿,因此成為佈道和植堂的對象。後者對腓立比書,以及基督活在我們中間這個觀念著迷,以致我們基督徒在城巿做的幾乎所有事情,都成了個人或教會的事工。比較起來,對城巿更自然和貼近聖經的觀念;結合腓立比書的個人神學;以及在歌羅西書中那個榮耀和掌權的基督的公共神學。基督將創造和宇宙連在一起,同時挑戰所有公共機構的系統性不公義。在我的模式中,所有公共系統的改革和轉化都成了城巿事工議程的一部分。在二十世紀初,腓立比書和歌羅西書在美國分開了,現代主義者壟斷了公共和社會議程,而福音派則傾向退回由腓立比書主導的宣教傾向。要在城巿整全地工作,我們需要重新將兩者連結起來。

我在一九七九年後開始在北浸神學院(Northern Baptist Seminary) 授課時,有幸與了不起的女性領袖一起工作。我很快便明白,在任何城巿最暴力和危險的社區裡,女性領袖對宣教都非常重要,好像我這樣的男性可能威脅社區中無力的男性。她們的脆弱反而是她們的力量,拒絕讓女性擔任領袖的機構對建立受威脅的環境並不認真,因此,我得到一個重要的理解:在我們來到一個文化和社區裡之前,聖靈已經在那裡,對任何文化的恰當做法是藉著聆聽進入其中,尋找不受束縛的聖靈的足印。

Shenuda

埃及開羅:發現有效城巿事工的真正障礙

一九七九年,我在埃及第一次擔任城巿顧問,這是我在洛桑委員會獲委任為大城巿高級主任之後。那顧問工作令大約七十五位領袖有幾次的聚集。我將他們分成不同小組,要求他們想像:他們和他們的教會可以做甚麼與開羅接觸以及在那裡佈道。一小時後,他們興奮地分享他們的想法。接著我請他們找出甚麼障礙可能阻止他們最想做的事情。他們的集體回應令我震驚。向開羅佈道的主要障礙不在城巿中,而是在教會、會眾和宣教結構裡面。

我假設如果這些領袖(或教會、宣教或教育領袖) 有正確的聖經資料和屬靈推動力,他們便可以在城巿有效地佈道和事奉。他們提醒我的是,他們的執事會、主教和長老不會同意他們的想法;甚至其他教會會散播謠言,說他們變了自由派;他們的神學院沒有裝備他們。在我提供過城巿宣教顧問服務和超過二百個城巿舉行的研討會中,沒有甚麼事情可以改變我對真正障礙的想法。事實是,我們可以教導與人接觸的有效方法。我們有很多工具,也在各大洲分享經驗。我在開羅學到的是,為了讓領袖處理真正的問題,我需要徹底改變我裝備他們的進路。

城巿事工訓練:將城巿變成實驗室

我開始多年的研究,在城巿環境中尋找新模式,當中處境的多元化必須是學習的一部分。我看音樂和醫學界的不同模式-目標是要找到世界最好的實踐者作教授。沒有人關心他們有沒有博士學位,因為大部分內容來自實踐和反思性分析。即使是沒有聖靈,音樂和醫學院也可以這樣做,為甚麼神學院不能為城巿世界創造和建立一些新模式呢?如果城巿事工中最好的實踐者來到課室或諮詢的場景中,而這些人又樂意教導神所教導他們的東西,那又會怎樣呢?他們可以教導聖靈怎樣活靈活現在他們的城巿中;他們也可以將這些模式與世界其他城巿分享。

在一九七零年代後期,我正準備從牧職轉任北浸神學院的教授時,惠頓(Wheaton) 葛培理中心 (Billy Graham Center) 的霍華德 (Dave Howard) 要求我考慮為洛桑在一九八零年在泰國巴堤雅的諮詢擔任城巿方面的聯絡員。我十分驚訝!我不肯定自己是否適合這工作,提議做一個測試。我要求他來芝加哥和我生活一天,讓我透過我的眼睛讓他看我的城巿。他接受了,我載他走遍芝加哥,同時給他介紹那裏的歷史和社會學,除了令人十分失望的社區外,我也分享一些我視為「盼望的記號」和國度意義的事情。霍華德明顯受到感動,說洛桑真的需要我。為了接受洛桑的義務工作,令它有效,我問我能否將它與我在神學院的全時間教學結合起來。北浸神學院同意了!

我對城巿的進路是以過程為中心的顧問工作。我會好像古代東正教宣教士那樣對待城巿。我會假設聖靈在所有城巿文化和社區處境中活躍,由有權有勢的人到無權無勢的人。顧問服務會挑戰本地領袖,將他們最好的恩賜和才幹帶出來,我們這些教育家會聚集在一起,編寫課程,教導他們以心和手成為當代實踐的工具。在非凡的洛桑信約和北浸神學院的教授薪金幫助下,我在六大洲超過二百個城巿進行諮詢,全都源自在芝加哥這偉大實驗室中產生的觀念。

經過三十五年後,在二零零零年我們離開芝加哥,搬到西雅圖北部,離我父親的鄉村不遠的地方。我的議程仍然是探討新方法,在世界上一些最大和最令人失望的城巿提供有效的神學教育。

DSC 8865

將城巿神學教育全球化,2000年到現在

我們從芝加哥搬到西雅圖和溫哥華中間的地方,標誌著事業的轉換。芝加哥這個工業城巿是一個非常好的實驗室進行實踐、研究和教導,首先的挑戰是我長達二十八年的芝加哥城巿網絡支持小組,然後委派我在城巿神學教育中扮演更全球化的角色。在一九八九年,我與香港以前的學生倪貢明牧師一起建立太平洋智庫,轉移研究東亞城巿,將我的焦點縮窄到亞太區城巿,直到今天。

身為到處走、從事全球城巿研究的教授,我看到神學院與城巿的現實搏鬥。神學院是很好的「記憶庫」,記錄了教會以前在哪裡,但作為研究和發展機構卻有不足。城巿是預測未來的地方,它誇大行為,將現實加速。宣教已轉移到移民潮,宣教不再在地理上遠渡重洋,而是在文化上跨越鄰近的街道,好像醫院、超級巿場和警署,教會需要每星期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以多種語言運作,有不同的領導團隊。

我一直在看好像朱利亞(Julliard) 這樣的音樂學院怎樣教導,它位於大都會歌劇院和紐約交響樂團的所在地。很明顯,他們不單想有傳統的教育家為他們任教,更希望有世界上最好的音樂家任教。同樣,醫學院不在校園提供外科的博士學位,而是在創傷的環境和主要的醫院中進行。在那裡,外科醫生和實習醫生在各種行動和反思性學習中做同樣的手術。我一直都在問,如果神學院跟從這做法,會是怎樣的呢?

當一群西雅圖的牧師要求我接手西北研究院時,我想機會來了!一些熟悉我的牧師說:「要將它帶到全球」,因為從前我們都很年青,幾乎全都是白人,並且來自美國。我聯絡我在世界各地一些世界級城巿中遇到的人,要求他們和我一起成為校務委員,幫助我設計一間有全球城巿價值取向的學校,並且招生、授課和向我們問責。我們繼承傳統教牧學博士模式為基礎,在必修的旅行研討會方面,給所有學生三個選擇。他們可以跟從我去印度或中國,因為世上有超過百分之四十的人生活在這兩個國家,它們的城巿在擴展,教會在佈道和社會公義方面都做得很出色。中東是另一個選擇,因為三個與亞伯拉罕有關的信仰都源自這裡,我們需要在這個處境中研究它們,以更深入理解我們的信仰和現代世界的問題。受託人將學院的名稱改為柏祺大學研究院(Bakke Graduate University)。在我當校長的十年間,我們有來自三十九個國家超過三百位學生,他們學習怎樣解構自己的城巿,並且他們研究及發表怎樣將自己的城巿調較為城巿宣教的持續教育實驗室。

2012 06 10 16.37.30

在二零一一年,我從柏祺大學退休,與我們一些亞太區智庫的伙伴在歷史悠久的伯特利神學院設立柏祺城市轉化中心,專注於亞洲事務,繼續裝備城市宣教的領袖。西方很多有名的神學院吸引不少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學生,但研究顯示,他們大部分在畢業後都留在西方,這並非是秘密。我想將亞洲城巿變成實驗室,既吸引神學生,也幫助他們留下來轉化自己的城巿。當然,關鍵是為這些領袖提供全球研究網絡和資源。耶穌說,祂「設立十二個人,要他們常與自己同在」(可三14)。這位偉大的教師有三年時間轉化整個世界,祂花了大約一半工作時間與十二個人一起。在教導時,有些事情要教導,也有些東西需要學員自己領會。因此我特別喜歡旅行研討會的模式,透過緊密的接觸,在城市場景中一起學習和反思。

今天在很多宗派之間,在牧師和宣教士之間都有神學斷層,他們有我所說的「城巿神學」和那些「向或在城巿宣教」的人。各式各樣的教會正在不斷增長,以滿足不同受眾的需要。有一個極端,是我看到所謂的「快閃教會」,在任何場所推行媒體、音樂和敬拜;有另一個極端,是我們有非正式的家庭環境,成為越來越多人的代理家庭。城巿事工的工具箱現包括大都會巿場的每一種業務。還有一些最新的教會,是受傷的東正教移民,他們是由多個世紀從壓迫他們的社會裡逃出來的。我愛上帝的「多彩教會」。本地教會固然是關鍵的,但不是那些關心神學的人的終極。每一間教會都蒙召成為上帝國度的記號和代理。

我認為二零一七年及其後的全球神學教育,都必須掌握這些現實。自從一四零零年代開始,地中海世界逐漸讓位於大西洋周邊的世界。我認為現時推動地球的兩個主要引擎是城巿化和亞洲化,在這個時代,宣教是向六大洲;在六大洲;也來自六大洲。兩千年前,我們的主給我們一個使命:去各處使萬民作門徒,這是擴展開來的。但令我感到最清楚的是,神在宣教,將各個海洋和疆界的各國帶到城巿化的世界,因此,在以前的世紀,宣教所做,藉以掌握語言和文化的一切,我們現在必須在所有城巿中進行。詩篇一零七篇清楚表明這點:「神將人帶到城巿居住。」

一個成長時在農場擠牛奶和在樹林伐木的鄉間孩子,根本不能想像到這城巿旅程,更談不上在最初時對此有所渴望,因此我常記念的經文是:「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為祂在堅固城裡,向我施展奇妙的慈愛。」(詩三十一21)

在我們進入聖週時、四月大齋期的反思

美國華盛頓阿克梅

二零一七年四月

司徒永富博士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執委會主席

DSC02469

我雖然工作和事奉多年,但接觸「城市轉化」這事工還是近十年的事。具體明白和參與推動可以說是由柏祺城市轉化中心的成立和在伯特利神學院設立有關神學課程開始。尤記得在2009年,參加了彼得‧魏格納博士(Peter Wagner) 在香港主領的聚會,他提到職場有「七座山」,也就是影響著城市發展的七大範疇,分別是:
A:藝術/娛樂/體育(Art & Entertainment)
B:工商/經濟(Business)
C:教會/宗教(Church/Religion)
D:傳媒(Distribution/Media)
E:教育(Education)
F:家庭(Family)
G:政府(Government)
彼得‧魏格納博士指出,要促進基督信仰在這七座山的影響力,信徒們需要在各大範疇中力爭高位,以期帶來深度的轉化。

爬山的難處
坦白說,以我多年工作的經驗和參與推動職場事奉多年,彼得‧魏格納的號召是談何容易,我至少看到五方面的難處。第一,要在這七座山爬到高位,不能避免會變成社會建制系統的一部份,其中面對的衝擊將會是非常巨大的,也會給人錯覺基督徒羣體過份靠攏建制;第二,越往權力核心進發,越是面對從私慾和撒旦而來的攻擊和試探,當中包括物慾、權力、自我等;第三,以高位帶來轉化的觀念,很容易慢慢趨向「成功神學」的觀念,誤以為不能晉升,就是不夠敬虔,不被上帝祝福;第四,對基督徒上司有不切實際的期望,以為他們一定能帶來更好的管治,而事實上,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兩者沒必然關係,歸根究底我們都是蒙恩的罪人,活在結構性罪惡的社會;第五,「居上不居下」的想法,讓人錯誤理解轉化(或領導力)一定是從上而下,忽略了人人皆領袖和僕人領導的觀念。

山上山下都可成為祝福
但我要申明,縱然我深感上述的困難,卻絕對不等於我認為不可行。然而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不是所有人都被召站在山上,更多的是被散置在山下,甚至在最卑微的處境中,卻同樣得著上主的憐憫,藉著他們的善行,為社羣帶來祝福。
德蘭修女在這方面絕對是表表者,她雖然患有嚴重的心臟病,仍然積極投入幫助印度和世界各地的窮困無家者,直至85歲高齡。藉著其無私的服事,帶領著佈道團,向世人宣告一個信息:窮苦者也需要受到關愛,因為他們也是上帝所創造的。德蘭修女認為:「一個人罹患最可怕的疾病,就是身邊沒有一個人能受到他的關懷。沒有豐富的愛心,沒有慷慨的雙手,是不能治癒孤獨的靈魂。」就是因為她這份源於關愛的勇氣與犧牲精神,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由自己的位份開始
所以在我的思考中,城市轉化是由每一個信徒所在的位份開始並具體表現出來,可以是非常多元,例如工作為祭、僕人領導、使命營商、醫福社會服侍、徳育公義的尋索等。
我舉一個在我朋友圈子中的「家庭」例子,朋友家剛剛請了一個來自印尼的傭工。眾所周知,印尼人一向不是信奉基督的國家,他們來到香港更是少數民族,經常處於被忽視的位置。有一位信徒看到這情況,就利用自己的工作經驗,開了一間僱傭公司,為市民提供招聘外傭的渠道。同時,他們也和教會建立關系,恆常地轉介外傭到教會聚會,接觸基督,享受團契生活,同時公司也經常為這些弱勢社群提供多方面的協助,讓她們有尊嚴地在港工作和生活。

從食堂到教堂
説到外傭,我又想起另外一個很窩心的例子。在香港大約有四十萬少數民族人口,當中泰國人佔其中五萬。眾所周知,泰國人傳統信奉佛教,在泰國首都曼谷街頭,你不用走一會就能見到佛像在路旁供奉著。可想而知,教會要向這個少數族群宣教是多麼困難。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很想幫助這班來自泰國的朋友,於是創立了泰人恩褔服務中心,幫助在港泰國人能夠找到一個接觸基督信仰的地方。單是用傳統教會場地和聚會形式恐怕很難貼身地轉化這羣根深蒂固、來自佛教國家的朋友。教會終於想到一個辦法,正所謂「民以食為天」,食物可以說是世界的共通語言,教會於是在長沙灣開辦了一間泰式餐廳,名叫 Tum Yum Thai ,這裏絕大部分員工都是泰國人,讓他們能夠在餐廳內為客人提供家鄉的菜式,也讓他們有足夠收入應付日常開支。更重要的是,教會憑藉餐廳和這些泰國朋友多了一道溝通的橋樑,漸漸也將基督信仰與他們分享。不說不知,這餐廳還有另一功能,就是為在港泰國人提供一個教會崇拜的地點。在每個星期三的下午,餐廳會有小組時間,透過查經、分享和祈禱,讓泰國朋友接受褔音。而在每個星期日,餐廳會暫停營業,因為整天餐廳都會是教會聚會的地點。

總結
我用上述這兩個很家庭、很生活、很社會又很教會的例子,是想說明要為城市帶來轉化,重點不在於做大事或是小事,重點是要很貼地、用服侍近鄰的心、找著切入點、連結社㑹資源來做。我也是基於這點小小的信念,以「職場服侍」的心在多年前參與了推動「城市轉化」的行列,沿途還遇到不少如天使般的同行者呢!

陳敏斯博士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總監

natalie

雖然中心在伯神成立已達五年之久,但仍有不少同學會不時提出:「究竟中心是做甚麼的?」令我想起靈修大師畢德生在他的半自傳「牧者的翱翔」一書中提到,其實他在接近牧會的三十年裏,大部份時間都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和究竟一個牧者應該做甚麼。他從沒有想過要當牧者,但這個身份好像是「黃袍加身」,在他沒有計劃和準備底下,當上了一輩子牧者。最後他卻發覺牧者這個職份對他來說是天衣無縫的,他絶不可以想像不當牧師。《牧者的翱翔》就是訴說他如何變成一位真正的牧者,而這個聖召(vocation) 又如何塑造他的故事。[1]

我對這個故事是很有共鳴的,我也是在沒有計劃和準備底下,成為了城市事奉者和神學院老師。老實說,在很多方面我是仍在摸索的,但漸漸發覺不少從前的經驗和訓練,表面看上來是南轅北轍,但卻在這些崗位份上大派用場。 所面對的種種,無論是成功或失敗,都在塑造着我和帶出我的召命。我不是一個太喜歡回望的人,但在中心的五週年,也不防作一個小結,分享一些學習和體會。

2015Jun15 m 0103 大合照

保持創造和墮落的區分
「城市轉化」往往給人一個過份偉大、甚至不着邊際的印象,具體上又是些甚麼呢?其實城市轉化是由福音開始,這個好消息怎樣震動每一個人的生命,每一個家庭、社羣及行業的運作,以帶來整個城市的昌盛,回愎上帝創造城市的原意,以賽亞書六十五章 17-25 為我們提供了城市應有的樣式,社會的遠象。[2]
萊斯利.史蒂文森 (Leslie Stevenson) 的經典作品《人性七論》(Seven Theories of Human Nature)列舉了一些由影響整個社會的著名思想家所提倡的人性觀。這些理論每一種實際上都是一個故事,一種世界觀--關乎我們有甚麼地方不對,以及我們可以如何來處理。[3]哲學家艾爾.沃特爾斯(Al Wolters)認為這些人性觀的錯誤在於將善惡二分看作被造界本質的一部份,聖經拒絕任何試圖妖魔化被造界中的某部份為我們問題的根基,或者偶像化被造界的另一部份為解決的方案…未能保持創造和墮落的區分。這個陷阱對基督徒來說,也是無所不在的危險。[4]罪影響到所有被造物,我們不能把 世人簡單分成英雄和壞蛋或那些是神聖或世俗。沒有理解福音,我們不是天真地嚮往烏托邦,就是憤世嫉俗地幻滅。[5]

城市事奉的動機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注意的是事奉動機,許多教會的城市事奉者被需要所驅策,因而弄至身心俱疲,甚至耗盡。柏祺博士時常提醒我們城市的種種需要,影嚮我們的優先次序,但不會成為我們的基本動機。因為如果是我們被需要所驅策,便會受操縱而依附在事奉上,為的是身分、安全感,甚至是事工。我們選擇作城市事奉者,不是因為城市是一個有極大需要的地方,而是因為神在我們的生命中施行大恩,驅使我們去分享,那是傾流而出的。透過整本聖經,我們將回到社會性事工及屬靈事工的平衡點,雖然人的靈性更新和地區的社會變革的張力常常存在,但我們深信如果基督與我們一同處身貧民窟當中,那麼這個地區就不再是貧民窟了。由於基督活在我們裏面,祂的天國議程一定會針對這地區的處境。[6]

持續服事城市的動力
最後是學習如何在被罪扭曲和破碎的城市中,充滿荊棘和蒺藜的環境裏,接受工作在某程度上是沒有果效和意義之餘,繼續心存盼望,不但認定福音的真確,也感受到它的活潑和真實。很喜歡《魔界》作者托爾金 (J.R.R. Tolkien) 所寫的一個小故事《尼格爾的葉子》(The Leaf of Niggle)。話說他在撰寫《魔界》期間,遇到瓶頸,心力交瘁,開始對生前可以完成這本巨著感到絶望。有一天他醒來,腦中浮現了一則短篇故事,關於一位名叫尼格爾 (Niggle) 的畫家。Niggle在字典上的解釋是「盲目或徒勞地做事…毫無必要地花時間在瑣碎的細節上。」尼格爾當然就是托爾金自己,他是個完美主義者,總是對自己的作品不滿意,常常因為糾纏於不重要的細節而偏離更重要的問題,很容易焦慮和拖沓。尼格爾也一樣。[7]尼格爾特別想要畫一幅畫,他頭腦中有一片葉子的圖畫,也有一整棵樹的圖畫,而在他想像中,在樹後面還敞開了一片鄉原;還可以瞥見一片森林在原野後面蔓延出去,還有白雪覆頂的山巒。但他進展不快,一是天賦有限,另一是心腸軟,時常分心去幫助鄰居幹瑣碎事。在他去世時,只完成了「一片美麗的葉子」,他悲哀地痛哭起來。

 IMG 5114

未完的故事
但故事並未結束,尼格爾死後,坐上了一列火車,駛往死後的天境群山。在那裏他留意到一棵樹,就是他生前朝思夢想的那棵樹!死前的那世界,已經幾乎完全忘記尼格爾,而在那裏他的作品最後也沒有完成。但在他的新鄉原裏,就是那個永久的真實世界裏,他發現他的樹絲毫不差地完全成全了,那不再是和他同死去的幻想。不,它是會存活,並永遠被欣賞的真正現實。[8]很多時我都感到自己可能窮一生的努力,還只是完成一、兩片葉子,距離心中的異象和夢想甚遠。但我深信在上帝的真實世界裏,我會找到那棵樹,我現在的工作只是部份的展現,無論我在此生能夠完成多少,帶着信、望和愛所作的工總會是長存的。[9]


[1] Peterson, Eugene, The Pastor, A Memoir (Harper One Sept 2012), 2

[2] Bakke, Ray, A Theology as Big as a City (IVP Academic Sept 2009), 32

[3] Keller, Timothy, Every Good Endeavor (NY Penguin Group 2012), 157

[4] Wolters, Albert C., Creation Regained: A Transforming View of the World (Eerdmans, 1985), 50

[5] Keller, Timothy, Every Good Endeavor (NY Penguin Group 2012), 161

[6] Bakke, Ray, A Theology as Big as a City (IVP Academic Sept 2009), 32

[7] Keller, Timothy, Every Good Endeavor (NY Penguin Group 2012), 10

[8] Tom Shippey and Humphrey Carpenter represent two somewhat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ending of the story. Carpenter says Niggle’s tree is a “true part of creation” – that is, it was there all along, part of the glorious true country of God. As an artist, Niggle was giving the world a very partial glimpse of this coming world, this underlying truth. Shippey is even more ambitious. He writes, “Niggle’s reward is to find his picture come true at the end of his journey, his ‘sub-creation’ accepted by the Creator”(pp.276-7). In other words, Niggle’s artistic imagination has been made real by God in the heavenly country as a reward.

[9] Stevens, Paul, Work Matters: lessons from scripture (Wm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12) , 170-171

                                                           劉旭東

城市睦福團契義務副總幹事

 

這一次的學習體驗帶給我們不可多得的生命啟迪,馬尼拉也實是我們認識城市轉化中不可缺少的實驗工場雖然在我們這群學生當中,有人已多次來到馬尼拉,有人在國外中國大陸等地居住了超過十年,也有曾服侍不同地區的窮人也有在教會商業機構中累積了不少資歷的也有很豐富作領導的但是在一同學習和彼此分享中,我們獲得在人生當中不可多得的一次經歷

 290df2c1 2d25 42cf 9cf9 d63b0cc20b9e

 

不公義的處境

在八天的行程中,我們走訪了超過三十多個教會、機構和基督徒領袖,常穿梭進出於兩個不同的世界。在馬尼拉,有約500萬人口散居在不同的貧民窟中,約佔當地人口40%其中湯都區 (Tondo) 最為擁擠,也是世界上發展最低的地方之一。然而,位於馬尼拉另一端的馬卡蒂 (Makati),則擁有高檔商場櫥窗內擺滿名牌商品, 號稱菲律賓的華爾街,背後的貧富差距極大 。菲律賓最富裕的10% 人口控制了80% 以上的經濟命脈,貧富差異不僅顯現在收入上,2% 的地主控制了全國70% 以上的土地。雖然在1986年菲律賓以人民力量趕走獨裁,但20多年後,菲律賓人的生活似乎沒有明顯的改變。由於鄉村地區的貧窮狀況嚴重,而且沒有就業機會,每年有不少人需要離開家鄉,前往世界各地工作,每天估計就有三千二百人離開菲律賓到外地工作。一無所有的貧民無以為繼,便以位於馬尼拉湯都區 (Tondo) 的垃圾堆田區斯莫基山 (Smokey Mountain) 為家1990年代,居民卻被迫遷出湯都區,他們紛紛轉往鄰近的巴雅塔斯 (Payatas) 垃圾堆田區。我們走到巴雅塔斯的垃圾山旁,發現那裏的垃圾山約有7層樓高,每天有上百輛垃圾車進出。由於居住環境惡劣,居民常罹患疾病,兒童也無法接受教育,但那裏卻是他們尋求溫飽之處。我們一面聽牧師講解教會在當中的服事,一面參觀一間不能再簡樸的小教堂。

當我們晚上回到高檔商場中享用相等於貧民數個月收入的一頓晚餐時,在冷氣房裏討論菲律賓不公義的處境時,面對兩極的生活模式,我們心裏感到難過,思想上帝難道不看顧馬尼拉這些受苦的人嗎?但上帝卻告訴我們,很快這份憂傷便會隨時間而消失。主耶穌道成肉身,為人受苦,為面對不公義處境者帶來盼望,從來沒有離開貧窮人。祂要與我們同工,要我們以行動去回應。上帝把我們帶進馬尼拉,就是要看在這城市轉化福音工場的眾多見證 ── 上帝愛這城。

WhatsApp Image 2017 04 04 at 08.15.23

 

受傷生命的見證

當地不少家庭由於貧窮的緣故,孩子亦需要工作以幫補家計他們的工作離不開售賣香煙、洗車、搬運或地盤等工作,或在廢棄物堆中討生計雖然生存條件極為惡劣,並且天災連綿,例如在201311月,海燕颱風就造成了超過7350人死亡,但菲律賓人仍樂觀知足。在多間教會和機構裏,我們看到小孩子快樂地歌唱,少年人投入地敬拜,婦女們喜樂地分享她們人生的轉向。很多家庭被重新建立,教會和機構把孩子從街頭帶回他們當中,使孩子安頓下來,生命得以重整,建立幼兒園、學校,提供職業及科技培訓,訓練他們成為主的門徒,甚或是傳道同工。

在這幾天裏我們體驗到的不是我們能為菲律賓付出甚麼,而是去反省如何回應與上帝同工去成就城市轉化的使命。菲律賓的機構和教會在貧窮人當中全人的關懷,讓我們看見他們教會的復興弟兄姊妹的熱誠。菲律賓85% 以上的國民信奉天主教,他們擁有不一樣的屬靈遺產 ── 談福音的時候一般不是談及有關脫離偶像或不信神存在的問題而是思考如何回到自己生命當中那份真摯的我,重新認識耶穌,並經歷全人生命的改變 ── 上帝愛這民

 f19a3973 e879 4a3d babd 9195e3cbdc45

 

不一樣的委身

走進不同的會裏參與敬拜,無論是在數以萬計信徒的會中,還是座落在貧民窟中擠着數十人的平房裏,我們看見的是神如何透過人的智慧聖靈的感動聖經的教導讓不同堂會可以建立朋友系統的門徒訓練國度的視野,著重宣教的使命加上弟兄姊妹彼此的真誠相交使教會變得更興盛。這裏的基督徒具體見證沒有甚麼可以把我們和耶穌的愛隔絕使他們不單是星期天的基督徒乃是將整個生命在任何時間,無論在教會裏、職場中和家庭裏都甘願為主擺上為福音作見證。其中,更有不少在軍隊和政府當中,帶來更新和復興的見證。

我們同時認識到很多弟兄姊妹願意仿傚耶穌道成肉身,住在貧民窟當中。以「與貧窮人為伴」(Companion with the Poor) 的事工為例,他們以兩年為訓練期,培訓地區信徒領䄂,在不同的貧民窟中植堂,建立以小社區為本的堂會。不同的機構也在貧民窟中,開展各類以小社區為中心的互助計劃,配合教會發展教育和扶貧事工。窮人實在太多,的確令人束手無策。雖然面對資源和人力限制難以全面回應,弟兄姊妹卻全力以赴回應上帝的呼召,沒有停下來,他們正見證着福音如何轉化社區和城市,並多次鼓勵我們回港後不要為看不見的將來而失去盼望,叫我們一同忠於教會使命,回應上帝的心意──上帝愛教會

眼看過去數十年,香港貧窮問題不斷惡化,成為全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對服事貧窮人的機構和同工來說,實在令人氣餒。看見菲律賓基督徒的忠心服事,自己在當中也受到很大的激勵,亦更新了自己對貧窮人的負擔。

子分類